编者按：养老是一个社会的良心，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。近年来，随着养老领域多层次的政策红利逐步落地或酝酿，我国严峻的养老形势正在迎来转机。在改革开放走过40周年之际，本报特推出“中国式养老新破局”系列报道，全面剖析养老领域方方面面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深度变革机遇。

    长期以来，中国老人对养老的固有观念即是“养儿防老”，但时移世易，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养老观念上发生了转变，自主养老意识越来越浓。也因为此，民间养老创新层出不穷，各种养老方式如百花齐放般涌现出来。（本报记者王宇）

    1 三对夫妻互助养老

    浙江杭州郊区13位老人住别墅抱团养老的故事一度引发社会关注。在安徽怀远县72岁的万科平看来，这种方式并不稀奇，早在2015年，他就和两对好友夫妇开始了抱团养老的实践。

    万科平的3个子女都在外地，退休后，他和老伴成了空巢一族，时间一长患上“退休综合征”：生活没了重心，整日无所事事；老两口在家时常吵架，相看两厌。尤其是子女回来过完春节又离家后，万科平更是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他也不是没想过办法。2014年，万科平和老伴决定在三个子女家轮流住，但他们发现并无多大改观。“子女们白天上班，我们依然空巢在家；除了做家务，我们啥都不会，反而觉得是负担，我开始想念老家的生活。”几个月后，万科平谢绝子女好意，再次和老伴回到老家。

    在公园里，万科平碰到和他有着同样困扰的老朋友李运发和刘一东，3个人一拍即合，开始了三对家庭互助养老的试验。他们6个人拟定了生活日程安排：早晨吃完早餐后，三家一起碰头，然后去爬山逛公园；中午一起吃饭，三家轮流做；下午一起看看电视，打打麻将，晚上各自回家。后来，活动变得更丰富：增加了做手工和打乒乓球，郊区的农家乐开了，他们一起去唱歌、钓鱼，去野外采风拍照。

    2016年春节，李运发在家中摔倒起不来，老伴当时就急哭了，她只好叫来万科平和刘一东帮忙。经诊断，李运发所幸只是因腿抽筋摔倒，并无大碍。如今，这3个家庭的抱团养老还在继续。“老有所依，依靠的不一定是子女，也可以是老伙伴。”万科平说，今年春节，儿子在家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就被他“支走”了，因为他早就安排了一场6个人的新年旅行。

    2 一年旅居6城轮流住

    从养儿防老到选择自主养老，是湖南长沙67岁的陈达这几年最大的转变。

    陈达在妻子去世3年后认识了如今的老伴，由于两人相差11岁，当时遭到儿子强烈反对，陈达性子倔，与儿子大吵一顿后从儿子那里搬了出来。此时，陈达刚好了解到郊外有家养老院在全国各地建立候鸟基地，每年可以旅居养老，他于是带着老伴报了名。2015年，两人在成都、秦皇岛、北戴河的基地各住了一段时间，顿时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。

    陈达退休前是会计师，回家后他算了一笔账，如果两个人自己租房，旅居养老的成本似乎更低，也更自由。第二年，陈达就开始自己联系养老基地。夏天，他们去云南、贵州；冬天，他们去海南。“房租和伙食成本不高，我和老伴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4000元，完全够花。”陈达还花了近1万元买了一台相机，“走到哪，拍到哪”。

    这两年，陈达与儿子的关系已经渐渐缓和，但他依然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每年除了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留在长沙，其余时间他都会和老伴旅居在外地。如今，他的旅居基地也拓展到6个，今年夏天，他准备再去东北开辟新的避暑基地。

    3 养老院里建“熟人社区”

    养老观念的转变，更体现在很多老人对机构养老的认可上。

    一个人独居在家，子女无法照料，北京市72岁的杨洁一度想住进养老院，但因担心养老院里都是陌生人，又与原来的生活环境差距太大，她始终没下定决心。直到2017年，得知自己的一个“闺蜜”也想进养老院，杨洁就邀上自己的姐姐和姐夫，4个人一起住进了养老院。

    在养老院住了两年多，杨洁一点也不觉得孤单。“每天吃饭能坐在一起，早晨一起做操，上午可以打打麻将，唱唱卡拉OK，下午就一起散步，聊聊天，其乐融融。”杨洁说，因为他们的家都隔得不远，到了周末4个人还能一起回家，喊上各自的子女一起聚餐。

    这样的观念也得到了机构认可。在江苏省南京市宏善护养院，专门拿出一栋楼建立了“熟人社区”，让亲戚朋友可以相约来住养老院。在宏善护养院负责人叶梦欣看来，养老院建“熟人社区”，可以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不会有脱离原有生活圈的感觉。“另外，亲友间住在一起，一个子女来探视也会看望其他人，这样每周都有熟人过来探访。”

    4 下乡寄养农家慢慢聊

    而在广东珠海市66岁的贾飞眼里，养老观念的转变还意味着可以从城市延伸到乡下。

    2015年，贾飞因为肺心病住院，子女不在身边的他只好请了个护工照顾自己。在与护工陈永红聊天时贾飞透露，自己是慢性病，在医院住院不仅费用高，而且医院空气不好，不利于康复。陈永红试探着提议，让贾飞到她的乡下老家去住段时间试试。

    贾飞欣然同意。2016年4月，在说服子女后，贾飞跟着陈永红住到了珠海市斗门区大托村。起初，两个儿子有些担心，曾悄悄跑到村里观望了一天，看到父亲享受着农家生活，才放心离去。贾飞说，乡下空气新鲜，环境宜人，还有人照顾，每天都能吃到农家新鲜的蔬菜，住着很舒适。去年，贾飞“寄养”在农家的消息传开后，又有4位老人慕名前来。“我们一起说笑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种菜，其乐融融。”贾飞住说，“与城市高楼相比，这里更像家，有老有少，进出自由，很惬意”。

    5 养老难题找“养老顾问”

   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，养老问题往往属于“家庭内部事务”，因此，很多人羞于向外界求助。但在上海，随着社区“养老顾问”制度的试水，已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通过“养老顾问”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，解决了自己的养老难题。

    74岁的王春生是“养老顾问”推行以来第一批受益者之一。王春生家住上海市静安区大宁路街道，早两年老伴去世，子女长期在国外工作，每年只能回家两趟。更多时候，王春生一个人独居在家，有脑梗、心梗病史的他唯一和人打交道的机会是每天钟点工上门的时段。

    街道的养老顾问点挂牌后，王春生第一时间前往，倾诉了自己的烦恼：想解决养老问题，但又不想离家。和“养老顾问”探讨后，对方为他推荐了居家养老方式，并为他登记街道为老项目“老伙伴计划”：由社区结对的年轻老人提供探访和陪伴等服务。考虑到王春生的身体状态，“养老顾问”还为他登记了“乐助项目”——安装报警系统，降低居家意外风险的发生。如今，王春生每一两周就要来一次养老顾问点，和工作人员聊聊天，“朋友多了，心也敞亮了”。王春生还主动报名成为社区生活中心的志愿者。“帮助更多老人，结交更多朋友，生活才更精彩。”

    据统计，上海市社区“养老顾问”推出半年来，104个养老顾问点累计接待和服务人数约1万人次。养老咨询中，政策咨询服务量居于首位，约占52.5%；其次是养老服务咨询，占22%；为老服务设施或资源咨询占21%。在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局长耿彧看来，随着技术的发展，辅助养老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，但人到老年，最需要的还是“面对面”的关怀和服务。

    6 以房养老困局尚待破解

    要说对中国老年人养老观念的“颠覆”，非“以房养老”莫属。2013年9月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的若干意见》后，“以房养老”保险正式获得政策支持，2014年7月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率先展开试点。北京74岁的康锡雄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。

    康锡雄的独女多年前就去世了，退休后，夫妻俩除了房子没有其他积蓄，虽然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有7000元，但康锡雄总觉得有危机感。2014年，办理“以房养老”后，他的这套房子评估价格为305万元，在他和老伴有生之年，每月都会收到保险公司支付的9100多元养老金。老两口算了一笔账，如果他们住进养老院，这套房子每月还能有5000元的租金收入，总计一个月的收入能达21000元。手头宽裕了，他们开始各地旅游，游完国内游国外，计划周游世界。

    在广州选择住房反向抵押的谭淑仪同样没有子女，2015年，她的房子被估值72万，保险公司每月向她支付1900多元，这让经济向来拮据的她手头宽松不少，生活品质迅速提升。不过，尽管有人从中尝到了甜头，但突破中国人传统观念的“以房养老”仍显得小众：截至2018年底，试水4年的“以房养老”，全国只有117户172人完成承保手续。

    对于“以房养老”遇冷的原因，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华志愿者协会培训部与基金部主任刘红尘认为，目前市面在售的“以房养老”保险大多只能满足孤寡、无子女、失独等特定群体老人的养老需求；其次，传统观念让多数人还是选择把房子留给孩子，同时也有些子女不允许老人变卖或私下处置房产。此外，目前政府有关部门针对“以房养老”出台了指导意见，但是具体到执行层面，还存在不少困难，主要是缺少配套的落地细则，导致很多部门在参与时不知所措，人为阻隔，进而不予办理。他表示，希望未来能衍生出更多把房产转换成养老资源的方式，切实帮助老人提升晚年生活质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