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7日是世界健康日，我们将目光投向阿兹海默症。全球疾病总负担中，精神疾病排在首位，其中，阿兹海默为祸最烈。据WHO统计，截至2015年年末，我国阿兹海默病患约1100万，牵累的家属则在几千万。阿兹海默已经造成社会问题，单靠医生、单靠家属无法应对，必须你我伸出援手，建设失智老人友好社会，才能将疾病危害降至最低，才能让社会成员都老有所依。

    “她万事不愁，我忧虑重重”

    去年4月的一天，杨宁（化名）在老家的母亲出门未归。“我当时还在出差，一接到电话，马上请假回家，一路上发动所有亲戚朋友去找。”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杨宁仍然心有余悸，因为母亲已经76岁了，一直有些健忘，又要每天出去转转，“之前就担心她迷路，不过觉得老家地方小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。”报警、电台寻人、朋友圈转发……能想到的方法都想到了，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都出去找老太太，“还惊动了联防队，大概发动了几百人啊，还考虑母亲是不是回娘家的村子了，又请那边的舅舅和阿姨帮忙找。”杨宁自己开车一条路一条路地搜索，“从早上10点找到晚上，下着雨，天越黑我越害怕。最后是凌晨一点多，有人在公园一个角落的树丛边找到了我妈，在那里躲雨呢，我整个人才彻底放松下来。”

    杨宁以为是劫后余生，没想到这只是接下来一年纠结痛苦的开端。“我当时以为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就可以了，结果发现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。”杨宁说，妈妈不识字，从前种地，年纪大了就找个扫地的活，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出门，“身体非常硬朗，做事情很麻利，没想到，她阿兹海默症越来越严重。”杨宁带妈妈去医院检查，拍片显示，她的大脑已经萎缩一圈了。

    杨宁后悔前几年发现母亲记性不好时，没意识到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，没督促她按时吃药，发展到现在，她甚至连儿子都不太认识了。“妈妈现在的记性就像鱼一样，刚和她说完，她就忘了。问题是，她在家坐不住，一定要出门，你不让她就和你吵。”因此，杨宁不敢把母亲接到南京来，而是送进了当地的养老院，“毕竟小地方是熟人社会，妈妈熟悉，认识她的人也多。”

    不料，不到一周，杨宁就接到院长的电话，希望他把妈妈接回去。原来老人家依然要每天出去逛，门卫关门都来不及，就算门关了，母亲还扒着门要出去，“医生护士都说被我妈妈吓坏了。”杨宁无奈地说，养老院无法保证母亲出门后的安全，也不可能找个护工专门看着她，束手无策。

    杨宁于是想把妈妈送进精神病院，不料刚说完情况就被婉拒了。“医生说我妈妈年纪太大，精神病院收治的很多是年轻人，怕把我妈妈磕了碰了。”杨宁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另想办法。

    杨宁试图求助于老家的亲戚，然而母亲的兄弟姐妹也都很忙，事实上也很难看住她。“之前我阿姨让我妈去住一个礼拜，后来阿姨也泄气了，因为我妈说走就走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吵完之后她又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也不好和她计较，”杨宁说。

    万般无奈，杨宁好说歹说，让养老院继续收留母亲，他表示，自己一定会找人来看着母亲。杨宁先找了一个护工，结果人家待了几天就受不了，杨宁说给他加工资，然而对方也还是没坚持一个礼拜，说“不让老太太出门，她就说要跳河，谁都不敢担这个责任。”杨宁只能再找亲戚，请侄子来照顾妈妈，给他开工资，没想到侄子做两天就要走，态度比护工更坚决，加钱也不肯。

    那段时间杨宁焦头烂额，工作就很忙，还要经常下班后开车赶回老家。一个人行驶在夜晚的高速上，杨宁看着漆黑的前方，有种深深的无力感。“本来觉得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什么困难的事没经历过？但妈妈的病，我竭尽全力，动用了所有人情关系，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钱财，却还是求助无门。”杨宁是独子，他的困境，可能是当下许多独生子女将来会遇到的。杨宁的工作地点离老家还算近，“现在很多人回趟家坐飞机都要几个小时，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问题，可能更难解决。”杨宁最后拜托一位年纪稍长的亲戚，让他顺着母亲的心意，她出去逛就骑电动车跟着她，晚上把她送回养老院就好。“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，”杨宁叹了口气。

    终于得到暂时的喘息，然而看着记忆严重退化、已万事不愁的母亲，杨宁依然忧虑重重。就在为母亲的事忙碌的这段时间，他在朋友圈看到了5条老人走失的寻人启事，“我都帮他们转发，不知道这些老人有没有都找到。”杨宁真心希望，未来有更多接收患精神疾病的老人的养老院，“不仅仅在大城市，小地方的空巢老人更多，这种需求也更迫切。”杨宁说：“谁都不知道自己老了会是什么样。我希望当我老了之后，子女不会经历我的痛苦，能轻轻松松让老人安安心心养老。”（徐宛芝）